国内商品期货配资壹快评｜票房不理想就随意取消？办音乐节不能赚了算主办方的亏了算观众的

据媒体统计国内商品期货配资，今年前四个半月，国内已有至少10场音乐节宣布取消或延期。令购票观众不满的是，多场活动在开演前几天甚至前一天才“极限”发布取消公告。此时，乐迷的机票、酒店早已预订，行程也已规划完毕。

主办方（投资方）给出的理由，大多是“不可抗力”“因故”等含糊措辞。但多位业内人士坦言，真正的原因几乎只有一个：票房不达预期，回本无望，只好及时止损。这看似是主办方的商业理性，无可厚非。但问题是，购票即合同，对于活动“能否赚钱”的不确定性，怎能由消费者来独自承担？

从法律角度看，票房不佳从来不属于“不可抗力”。“不可抗力”的法定情形包括突发自然灾害、战争、动乱等难以预见、避免、克服的事件。而票房收入高低，主要取决于主办方的商业判断和运营能力。艺人阵容是否足够有吸引力、定价是否合理、宣传是否到位、档期是否合适，这些都是可控的商业因素。

用“不可抗力”来包装票房失利，不仅是对法律概念的滥用，更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。买票的观众没有参与选艺人，没有参与定价，没有参与营销决策，却要为主办方的判断失误承担金钱、时间和精力损失后果，这在权责上明显失衡。

而且，当“不可抗力”成为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借口，事实上把商业活动变成了主办方“零风险”的不公平游戏。只要开票后发现情况不对，一句“因故”就可以甩掉所有责任。这种低成本取消机制，客观上鼓励了主办方的轻率立项和投机心态——先开票试试，卖得好就办，卖不好就跑。

与之相对，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保护，处于全面被动地位。具体来看：

一是信息高度不对称。主办方掌握着真实的售票数据、成本结构和盈亏平衡点，但消费者一无所知。他们只能基于宣传文案和海报作出购票决策，无法判断这场活动到底有没有可能“中途流产”。

二是事后救济手段有限。绝大多数主办方在活动取消后仅承诺退票款，对消费者已经产生的交通、住宿损失等要么不闻不问，要么象征性补偿一小部分。虽然今年有7场音乐节承诺对机酒损失提供补偿，但补偿标准、上限、凭证要求均由主办方单方面制定，消费者缺乏议价能力。

三是维权成本高、收益低。为了一张平均几百元的门票和可能上千元的机酒损失，消费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投诉、协商甚至诉讼。在此情况下，很多人被迫选择自认倒霉。

一个健康、可持续的市场，必须是规则公平、能平衡各参与方利益的市场。演出市场有风险是常识，这个风险应该由主办方和消费者共同、合理地分担，而不能完全由一方承担，更不能完全由消费者承担。

要改变不合理现状，需要尽量将事后补救变成事前约束，从源头上规避矛盾冲突。综合各方观点，可以在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多方协商下，尝试采取如下做法：

推行阶梯式退款与补偿标准。将补偿力度与活动取消时间挂钩，越是临近演出日期取消，补偿金额越高。相关标准在售票前明确公示，并写入购票协议。

建立票房观察期及风险保证金制度。主办方在正式开票前进行一段时间的购票意向登记，根据登记情况决定是否开票；同时，按预估票房的一定比例缴纳保证金，一旦因票房原因取消活动，该保证金优先用于补偿消费者。

明确“票房不佳不属于不可抗力”的司法立场。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应出台指引，明确禁止主办方用“不可抗力”作为票房失利的挡箭牌。消费者据此提起诉讼的，法院应支持其主张实际损失的诉求。

建立主办方信用档案与公示制度。由票务平台或行业协会记录活动取消的时间、原因、补偿执行情况。累计多次非不可抗力取消或未妥善赔付的主办方，应被暂停售票资格并公开曝光。

包括音乐节在内的商业演出活动，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促进消费经济增长，值得大力发展。只有建立更清晰的规则，形成更公平的机制，落实更有力的监管，才能让市场繁荣，多方共赢。对于票房不达预期这种正常商业风险，主办方和消费者均应理性看待，在诚信、务实、合作的原则下共同面对。
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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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新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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